读书识字（1）

书香三味之四：藏书的苦味

徐绥之

识字就能读书，有钱就能买书。但零星读与买，不等于藏书。家无藏书，不说明没钱或没地位或没学问，但毕竟难算“书香”。经过前几十年折腾，现在似乎没谁特在乎这一点。

如今，拼命念书以求改变自己命运的，大有人在；但打算在自己这辈子通过藏书为子孙造一个“书香”传统的，似不常见。尽管如此，我隐隐觉着，有一潜在潮流，会把越来越多人裹挟进去；崇尚“书香”，早晚会重新形成气候。这感觉从哪儿来的，我说不清——反正和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，关系不大。

藏书者群体中，历来以学者居多。他们也不时就此发些议论。但所议论的，多和作学问关系过于密切，未必全适合普通人的需要。而我以为，即使不以在学问上搞出名堂为志向，即使收入并不宽裕，家居空间一时还很狭小，即使自己看不了很多书，也不妨在藏书上作些投入。因为和读书一样，这也是人生在世不可不做的一件事。

梁实秋说：“书房，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。”（《书房》）余秋雨说：“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。书架直达壁顶，一架架连过去、围起来，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世界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座之间。我突然变得琐小，又突然变得宏大，书房成了一个典仪，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。”（《藏书忧》）博尔赫斯甚至在患眼疾失明之后，还要“继续买书，继续让书堆满我的家”，继续接受别人相赠的大部头百科全书。他说，尽管看不见，“这套书总在我家里，我感觉到书对我具有亲切的吸引力”（《书》）。

零星买与藏书之间的本质差别，就在于吃得了吃不了藏书之“苦”。

说起“苦”，得预先声明：食物味苦，不见得不好吃。食品如巧克力、咖哩、花椒、芥末、苦瓜，饮料如咖啡、蛇胆酒、可口可乐、豆汁儿，下咽时虽可能咧嘴；但回味起来感觉大都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是美好的，营养价值也未必低。同理，藏书给人在生理、心理、精神上带来的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“劳苦”、“辛苦”、“痛苦”；它们都不会减弱藏书者的热情和兴趣。

综合我自己的以及我了解的他人经验，我把（普通人的）藏书之“苦”分成三种，即：搬运时的劳力之苦、管理时的操心之苦，失去时的割爱之苦。

    和书多少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，书份量很重，成捆挪动起来，颇费力气。

    前引乔治·吉辛《历尽艰辛话买书》，就发了一通把买的书运回家的牢骚。余秋雨也诉过因搬家而搬书的苦：“搬家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，把架子上的书依次序拿下来，扎成一捆捆的。这是个劳累活，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。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，一排人站在楼梯上，一捆捆传下去。书不像西瓜，可以甩着来，一捆书太重，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。”（《藏书忧》）凡买过几百成千本书又搬过家的人，都会有过和他两人类似的体验。

    搬书虽累，却能活动筋骨，有益健康，所以不算真苦。藏书的管理，包括买什么书不买什么书，买书的钱如何盘算，书买回家后如何分类摆放用着顺手，以及亲友来借时如何应对等等，全都相当劳神费心。这当中的辛苦，是搬运书以及别的体力活儿比不了的，也是藏书跟零星买书的本质区别。

当年胡适讲过三种收集中国书的方法。前两种不可取：专讲版本、只收古书的“古董家的收集法”，因人、因辞和成见偏见废书取书的“理学家的收集法”。他提倡的是“杂货店的收集法”：“明白的说，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。”其原则“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收书”：“第一步是博，第二步是由博到专”；由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的条件有三，即“天才的发展”、“个人嗜好”和“环境上的便利”（《中国书的收集法》）胡适针对的虽是图书馆、中国书，但对今天普通人的私人藏书，不无启发。比如，把“古董家”、“理学家”和“杂货店”三法，分别改称为“投资法”、“兴趣法”（或“需要法”）、“随机法”——视家庭藏书为投资，目标是谋取未来的回报；按当前兴趣（需要）收集书，该想到以后兴趣（需要）有可能改变；完全随机地买书，则需时时向有经验者征询建议，以期缩短“由博到专”的周期。

然而，何谓“博”，何谓“专”？却非三言两语能说明白。

1988年，两位法国学者编了一部《理想藏书》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）。虽受到读者对象（以法国为主）、“偏见”（欧洲中心主义）、语言（译本）等局限，此书就全世界范围提出的书目总数仅2 401种，堪称最低标准的“博”。对法国的普通人而言，如能攒足这些书，差不多就算有炫耀其“书香门第”的资格了——但其中中国书仅十余种，和所选的日本书数目相当，所以对我们显然不足为训。不过，翻翻此书，对开阔眼界，规划藏书，仍不失为一把入门的钥匙。

另一把钥匙是“图书分类法”或“文献分类法”。胡适虽说“分类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。书很少，自然没有地方来逞本事；有了书也要知道它的内容。”（《中国书的收集法》）我却以为，了解分类法和编目检索常识，好比出游前先审视一番地图：对书山学海的广阔，暗礁浅滩的分布，以及自己的目标方向等等，可以心里先有个底。知道一点儿分类法常识，作用不限于明确买书的目的性、构思购书藏书的计划，也为藏书的分类码放所必需。家有几百成千本书，如果毫无章法随意乱扔，到想看的时候，有可能死活找不着；遇见一本想买的书，又可能完全记不起是否已经买过。如此藏书，书越多，尝到的苦头越多。

找几本百科类工具书、编得好的分类词典，或者哲学史、文学史、科学史等专著以及《理想藏书》之类，琢磨其目录编排和章节结构，能找到一点儿关于分类法和编目技巧的感觉。深一步，可以翻翻《图书分类学》、《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》等。去图书馆时，若能留心一下里面检索柜、抽屉及卡片本身的内容，则能得一些感性知识。

分类法是为图书馆编的，不可照搬，只当有个借鉴和参照。比如编自己用的分类法，应当先定大类（比如五大类：文，史，哲，自然科学技术，其他）；往下分小类，就得结合已有的和今后打算买的。麻烦的是交叉领域，比如传记和传记小说、报告文学，不论归成一类还是几类，用起来各有利弊。所以，隔段时间，得根据书的增加和实施效果，再作修正。修正之后，还得搬运——于是会因此而苦恼若干时日。但苦是苦了，乐也在其中。

买书的酸已如前述。但好书者买书，还不光是酸。汪曾祺说：“文章滥贱，书价腾踊。我已经好多年不买书了”（《读廉价书》）。书价日贵，不光是内地，台湾亦如此。许达然说：“书店默默花掉我很多时间与钞票，也裁掉我不少人生景致，我似乎仍不知悔改。其实买的书不一定都看，看后不一定都懂，懂了不一定受益。……无意义的书越出越多越贵了……吓得我这一两年较少逛新书店，怕去后低档不住新书的诱惑而买，干脆改逛旧书店，新书只好向图书馆借了。”（《逛书店》）读书人藏书人不敢去书店，不敢买新版书，除了酸，也透出许多的苦味。

前文讲到的毛泽东向黄炎培借王羲之书帖，心里会有“窘迫的酸”；而把珍藏的书帖借出去的黄炎培，则既有“伤心的酸”，也可能还有如余秋雨说的“担惊受怕”之苦。的确，把自己的藏书借出去，从来是藏书者无法回避的大苦恼。余秋雨列举了他不愿把书借人的三个理由：“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”；“怕归还时书籍被弄‘熟’弄脏”；“怕借去后彼此忘掉”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书仍多次因借出而丢失。所以他说：“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：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。”（《藏书忧》）

    和因借人而“失书”相比，为解决生计卖掉藏书时尝到的“苦”，又不可同日而语。除前文提到乔治·吉辛所讲之外，郑振铎说的更多：“说到售书，我的心情顿时要阴晦起来。谁想得到，从前高高兴兴，一部部，一本本，收集起来，每一部书，每一本书，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；这一本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，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，一时踌躇未敢，失去了，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；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，后来，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，恰好配全，配全的时候，心里是如何的喜悦；也有永远配不全的，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量，古宫的残垣残刻，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？……凡此种种，费尽心力以得之者，竟会出以易米么？谁更会想得到，从前一本本，一部部零星收得，好容易集成一类，堆作数架者，竟会一捆捆，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？……那时候，实在恨自己，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，随便什么都可以，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？曾想告诉世人说，凡是穷人，凡是生活不安定的，没有恒产、资产的人，要想储蓄什么，随便什么都可以，只千万不要藏书。书是积藏来用，来读的，不是来卖的。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！……但究竟不能不感谢‘书’，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。假如没有‘书’，我简直只有死的一条路走！”（《售书记》）

更让爱书的人难以下咽的苦果，是统治者的烧书。

郑振铎写道：（秦始皇焚书）“是最彻底的烧书……此后，烧书的事，无代无之。有的烧历史文献，以泯篡夺之迹；有的烧佛教、道教的书，以谋宗教上的统一；有的烧淫秽的书，以维持道德的纯洁。近三百年，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。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‘全毁’、‘抽毁’的书目，不禁凛然生畏；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统治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滞塞难堪！”日本侵华后，“古书、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”。仅他本人多年收集的一百多箱古书即在“八一三”次日被烧，“片纸不存”。“这一场烧书的大劫，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……以烧书为统治的手法，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。但愿这种书劫，以后不再有！”《烧书记》

    难怪余秋雨说他“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，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。但我觉得，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。”因为，它能让人闻到“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。”（《藏书忧》）